高君宇（1896—1925年），原名高尚德，字锡三，山西省静乐县人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，曾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、中共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等职。1922年9月，高君宇与蔡和森等人共同创办了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《向导》周报。从创刊到1925年3月因病去世，高君宇以日常编辑和记者的身份，先后发表26篇文章，宣传党的革命主张、阐述有关革命的重大问题，是党早期革命思想理论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革命是要为了群众利益的呵！”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。从建党之日起，高君宇便开始分析革命的动力以及党的作用等重大问题。他认为，中国广大民众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。1922年10月，为反抗剥削和压迫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开滦五矿工人举行大罢工，得到社会各界声援和支持。然而国民党《沪报》《民国日报》刊载的文章，却对此事态度含糊、立场暧昧。高君宇一腔义愤，在《向导》第8期发表《国民党报纸不应有这样记载》一文，指出国民党不应该替军阀和外国军队说话，至少应该帮助和鼓励工人。高君宇指出，离开群众的支持，革命不可能成功，“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，惟有是团结了的劳动群众”。这一观点十分先进。直到1926年9月，毛泽东在《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》一文中还在大声疾呼：“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，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，国民革命不会成功。”

革命依靠群众，革命也是为了群众。1922年10月，高君宇在与张太雷合写的《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》一文中指出，国民革命是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，而不是为了革命来找群众，“革命是要为了群众利益的呵！”他坚定地认为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。1923年2月，高君宇参与并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。在帝国主义支持下，吴佩孚调动军警血腥镇压罢工工人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。在为《京汉工人流血记》一书所作的后序中，高君宇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明确指出，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，这个党能够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，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无私无畏、英勇奋斗，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唯一为了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！

“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”。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后，为贯彻民主革命纲领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，讨论同国民党合作问题。高君宇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。与国民党实行联合，就必须对其阶级性质和特点有所认识和把握。高君宇客观分析并指出，中国资产阶级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产生，生存和发展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，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，而无产阶级“因经济情形落后的缘故，亦尚未能壮大”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中国的民主革命“两阶级都要来做”。针对当时孙中山派人与直系、奉系、皖系、西南四派军阀联系挂钩，企图联合军阀以打倒军阀的错误做法，高君宇连续发表《国民党人应当做胡帅的宣传员吗？》等文章，向国民党提出批评：如果国民党还不在群众面前明确表示与军阀断绝搅和，则会使人民把国民党当作甘心做日本爪牙的张作霖、段祺瑞看待。

那么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搞联合应该以谁为主呢？高君宇认为，只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，就“较资产阶级为强壮”。由此，在革命中“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，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”。在同资产阶级联合进行革命的同时，高君宇并没有忽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和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问题，他指出，无论何时，无产阶级都要独立的组织起来，不能因为联合而放松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。

“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”。《向导》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，军阀混战是中国“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”，而帝国主义“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”。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，“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”。然而，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建立所谓的“好人政府”，认为不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，只要有“好人”进入政府，中国就能得救。高君宇尖锐地指出，这不过是一厢情愿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不会允许“好人”进入政府；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日不铲除，即使有个别“好人”能进入政府，也难有所为。1922年9月，“好人”法学博士王宠惠出任国务总理，他在上台前曾发表一系列对现实政治不满的文章。可是甫一上台，他就把从前的主张置之脑后，做一些滥发公债、在内阁安插美帝走狗的勾当。高君宇就此发表《王博士台上生活应给“好人努力”的教训》《以醉心英美为合格》等文章，辛辣地讽刺道，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迁就的努力证明是失败的，标榜民主的学者上台“也一样做了军阀的账房”。

高君宇深刻地认识到，要真正实现民族独立，必须坚决地反帝反封建，这也是他短暂而辉煌革命一生的主基调。1924年夏，在帝国主义唆使下，江浙地区再次爆发军阀混战。高君宇接连发表《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》等檄文，怒斥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凶狠残暴。高君宇号召中国人民武装起来、团结起来，“把他们推翻才是真正的自救”！值得注意的是，高君宇认为落后的中国“需要借助于外国的机械和工业技术”来发展生产力，但中国决不能乞求于帝国主义的英美，否则只能使“奴隶地位更深一层”。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标联系起来，反帝却不盲目排外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《向导》在创办过程中历经艰难险阻，高君宇为其发展壮大而倾尽全力：运行经费缺乏，他便拿出自己大半生活费予以保障而节衣缩食；为躲避敌特监视，他不得不频繁搬迁编辑部，并以承揽市民活计为掩护；为扩大发行渠道，他在全国各地联络分售处。在高君宇等人的努力下，《向导》被打造成党的思想理论阵地和舆论宣传主战场，它像锐利的匕首刺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，像嘹亮的号角鼓舞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斗志，被广大读者和革命青年誉为民众政治生活的“寒暑表”、四万万苦难同胞的“先锋队”，成为党的历史上党报党刊的光辉典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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