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 欢

1938年，山西抗日根据地普遍成立了夜校识字班，扫除文盲成为根据地一项持续开展、坚持不懈的教育任务。

扫盲教学以民众识字课为主，亦包括教写字、唱救亡歌曲、训练科目、国难讲话（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时事等方面内容）、军事常识（如关于秩序训练、整队、集合等军事常识，养成民众遵守纪律之作风、迅速敏捷之习惯）,并于学期结束时由县或区工作人员到校监督毕业考试。

针对学习者的不同需求，扫盲识字所教内容灵活机动。干部先学工作中急需用到的文字；农民先学日常农业生产中经常用到的字；妇女先学纺织记账用的字；抗属先学写信等。“做甚学甚”成为识字教学的原则，如配合减租减息工作就教“减租”二字；生产时就教和生产相关的字。政治教育也是识字教学的重要内容，比如，把口号“雇贫中农是一家，团结翻身力量大”作为识字教育内容，让学员识字的同时，也明白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。

识字教育的教材编排以插画配合课本文字、图文并茂的方式，形象直观更利于群众理解，且使课本内容丰富生动，有效地调动群众的兴趣。如《民众千字课》第五课为耕种，内容为“到了春天农民耕种忙”，内容下方配春耕的图画进行图文讲解。

在扫盲过程中，有小学创造了“一字传习法”配合识字教育的开展，方法为小学设立一个识字牌，每天在上面写一个和乡村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字，小学教员教会小学生，小学生回家后将这字写在家中的小黑板上，利用晚上吃饭和闲谈的时间，教会家中成员识字。

遇上春耕、夏种等农忙时期，想要集合群众到固定学习场所学习比较困难，于是创造出各种因地制宜的教学方式。如在人流量大的街道设置黑板，在上面写上生字供群众每日学习，学会的人再教家中不会的成员；在村口岗棚边挂一块黑板，上面写上生字，行人路过查阅路条后，问其可否认识黑板上的字，若不认识随即教于行人。

识字教育普遍采用“见物识字”的教学方法，即走到哪里都有字，将识字与民众的日常生产、生活结合起来：村子里面的墙上写“墙”字，橱柜上写“橱”字以及各种厨具的名字，各种家具上贴上名字字条，锅台上也贴上字条，做饭时可以边做饭、边识字，推磨时教“推磨要推细”等常用词；游击队员在平日训练空闲时，学习“埋地雷”“打游击”等战斗中常用的词；儿童团则利用站岗放哨时教乡村民众识字。生字的选择标准由简单到复杂，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、且易于掌握之字为首选。

1939年，晋察冀边区约有20余万学员接受了识字教育，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，平均每位学员认识生字150至160个，其中女性学员参加识字教育更为积极，每人普遍识字150至250个。1940年，太岳区接受过短期识字训练的青年有5000人、妇女识字班有200多个，晋察冀仅四分区共扫除文盲12万人。即使是在敌人占领的太原，据统计，至1940年共设识字班1257个，共有学员5970人，由此可见，识字教育开展的力度之大、范围之广。